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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密工作语境中，说起“情报”一词，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虽然学术界对情报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普遍公认的是情报最早产生于军事斗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广泛适用于经济、科技、战略等其他领域。

那么，古往今来，围绕情报的活动和工作究竟呈现怎样的轨迹呢？

【古】中国古代情报活动

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情报活动的萌芽。文字出现以前，古人主要靠口耳相传、行动模仿、结绳刻木等方法传递情报。随着文字的发明和知识的累积，情报文献相继问世，例如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有关侦查敌情和军事预测的记录。后来，伴随王朝更替而起的政治、军事活动更是催生了诸多情报“成果”。

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人关于情报活动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有以下特征：

情报获取积极用间

早期情报活动服务于战争，自然是为了获取有利于己方的情报，就如《孙子兵法》的名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至于如何“知彼”，孙武在兵法的《用间》篇中系统论述了谍战方法，开启了我国古代谍战思想的先河。可见，在孙武看来，情报的获取离不开成功的间谍活动。而在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之中，像子贡救鲁、信陵君用门客作间谍都是很成功的实践。

信陵君更著名的事迹是“窃符救赵”

唐朝《李卫公问对》采用唐太宗和李靖君臣对话的形式阐述军事情报思想，其中，李靖虽然认为一味强调谍战的重要性容易忽视其负面影响，但也在《通典》中肯定子贡、苏秦、张仪等“凭此术（谍战）而成功”，具有积极意义。

到清末，朱逢甲著《间书》专门论述中国历代侦察情报和间谍活动，更是将间谍活动获取情报视为挽救战场颓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灵丹妙药。

情报分析以观大局

在古代，获取情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供战略决策，因此，对情报的分析和研判一直是重中之重。《孙子兵法》开篇就提出“庙算”，在战争前即要对交战的国君、将领、武器装备、自然环境等予以综合评估，以达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结果。

同样被后人视为战略情报分析研判典范的还有流传千古的《隆中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将领只有在获取详尽准确的军事情报的基础上决策，才能够“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对当时曹操、刘表、刘璋、孙权等军事势力的分析和为刘备“量身定制”的战略决策从此成为刘皇叔安身立命、三分天下的关键。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情报信息注意保密

由于多有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在论及情报信息的保护时，很多军事思想家都提到保密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中提出“事莫密于间”，把保密要求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提出“重言”和“慎言”的主张，即今天我们保密工作者挂在嘴边的“不该说的不说”。

不仅如此，有些典籍还对“保密技术”提出要求，如为了保证情报安全传递，《六韬》叙述了阴书阴符的通信方法。宋代《武经总要》载有“字验”“符契”“传信牌”等情报技术手段，其中“字验”与今天的密码电报颇为相似。

【今】情报含义发生重大变化

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结束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期间，中央特科、中央社会部、重庆南方局、华南情报局等机构为党获取了诸多重要情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开始有组织地开展科技情报工作，即通过结合文献调研和研究工作，掌握世界科技发展动向，解决科技人员获取资料难的问题，为国家重点项目攻关和科技管理决策服务，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后，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兴起，科技情报工作的核心从情报研究和情报服务迁移到信息检索和信息服务。此时，情报工作领域还出现了经济情报、竞争情报、文化情报等，情报一词的含义发生重大变化，其范围更是不断扩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也为情报工作带来新机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我国情报工作开启了新的阶段，并将继续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7年，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我国国家情报工作的相关内容

文章摘自保密观微信公众号 作者高健